你知道国民幸福指数吗？ ｜今日读《新文明论概略》

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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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当·斯密说分工创造财富，使专业人士成为了时代主人。

但互联网是融合创造财富，将使业余人士成为新主人。

“专业”的本质，就是不喜欢也要做的事；“业余”的本质，就是只有喜欢才做的事。而业余化，意味着你顶多在一行中当社会的工具，为社会尽义务，在其余364行中，都可以自由发展。

“千手观音”的时代

工业化管理任务多到一定程度、复杂到一定程度，权力越叠，层级越多时，中间层就越来越看不清了，就只有拜托服务者的个人觉悟超人类水平发挥了。

与工业化的科层制和官僚制相反，信息化组织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呈反比。这就意味着，信息化服务的对象越多，服务任务越复杂，管理的层次和成本（包括腐败这一负面成本）反而相对越低。比如，计算机程序假如能充分识别出顾客的个别特征，对方案稍加改动，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个性化（而且透明化）的高价值解决方案，而这只需要增加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电力成本，还不需要付出不透明和腐败的代价。所以，思科公司说，他们为7个人服务，与为7万人服务，成本是一样的。

信息化就把社会组织变成了“千手观音”。在人们需求帮助的7天24小时中，可以伸出一千只手，忙完这件事忙那件事，永不疲倦，永远充满爱心。

国民幸福指数

在美国，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·克鲁格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，“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”。在英国，2002年内阁办公室公布“生活满意度”文件，认为“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，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”。在日本，人们提出GNC（国民酷总值），在其他国家，联合国，一般用GNH表示国民幸福总值）。我们的邻国不丹顺应国际潮流，毅然在国家统计中率先废除GNP，代之以GNH。

前苏联的国家失败，与清朝的国家失败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。都是比错了所在时代的现代化主导价值。

清朝是在世界潮流趋向比富强时，去比温饱；前苏联是在世界潮流趋于比幸福时，去比富强。结果，清朝在农业化的粮食堆出世界第一时彻底崩溃；前苏联是在工业化的导弹堆出世界第一时彻底崩溃。这就是现代化中的理性缺位，即核心主导价值的认知缺失造成的恶果。

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老师了？跟随还是创新？

主动寻求文明观转变的直接动因在于，中国在互联网的全面冲击下，面临再一次落后挨打的生存危机。

中国在历史上学习过各种文明，如印度佛教、德国哲学、苏联计划、美国市场，但国际金融危机后，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老师。跟随还是创新？中国有选择文明路径的权利。

新文明是互联网时代的文明，是信息文明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引起了文明存在方式的转变，新文明不光是技术层面、产业层面、媒体层面的一般性变化，而意味着文明基本范式的转移，意味着启蒙理性导向的物化世界，向生命意义导向的生活世界的转变。

通向本心澄明——拂去印度尘埃、德国尘埃、俄国尘埃、美国尘埃后，找回中国自己的信仰回到意义本身，发现你所不知道的未来，找到21世纪回家的路。

《新文明论概略》作者姜奇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，《互联网周刊》主编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国资监管信息化专家组成员。

面对上一次工业文明的路径选择，日本有福泽谕吉的《文明论概略》；

面对下一次信息文明的路径选择，中国有《新文明论概略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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